郝惠珍，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中国女律师协会副会长，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号召成立了“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曾获央视“普法明星”、多次被北京市司法局、全国律师协会评为“优秀律师”、“优秀共产党员”，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我的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
转眼间，祖国母亲已走过了70年光辉历程。作为共和国的女儿，我有太多话想诉说。我是一名“50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足迹，紧跟着您的步履，我们的命运早已与您的命运融为了一体。
祖国点燃了儿女们心中的理想，也让我个人找到更大的舞台，我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其实，每位儿女都是祖国的一颗螺丝钉，只要我们尽到螺丝钉的职责，就是为中国梦的实现作贡献。
追梦，伴随律师职业的兴起
40年前，曾经当过兵的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那一年，我看了电影《流浪者》，女律师“拉孜”在法庭辩护一幕让我感到震撼。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
年底，司法部宣布恢复律师制度。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通过，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方式，宣告律师制度的存在。
年我离开人人羡慕的警卫处，来到北京市司法局报到，想实现我的律师梦，但却被分配到党委办公室。
后来，我被调入司法局律师管理处。一步又一步，我离律师梦更近了。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律师的自律组织体系逐渐形成。同年9月，我顺利通过了首届律师资格考试，随后获得律师证，编号为。这一串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开启了我的律师执业生涯。
邓小平南巡讲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我也因此迎来自己的春天。年，北京市司法局组建了国办律师事务所——天宁律师事务所。司法局领导希望我能去负责。两年的时间，带工资带职务。如果觉得合适，两年后律所与司法局脱钩，不合适再回司法局。离开律管处的那天，我就对同事说：“等着啊，5年后，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律师!”
渐渐地，律师执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国办律师事务所逐渐露出了弊端。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你拿国家发的工资，打官司时代表的是哪一方的利益？你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吗？
律师制度在这些质疑声中迎来首次改革：律师事务所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但前提条件是，律师必须辞去公职，工资与业务数量、质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挂钩。年律师开始试行合作制；年合伙制律师开始试点。
筑梦，用法律为姐妹们服务
执业生涯的转折点是在年。那一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一个个既新鲜又充满活力的概念——“妇女权利”“社会性别”……这次盛会让我意识到，女性的地位平等、家庭和谐发展与权利保护问题。
运用法律知识让更多姐妹摆脱困境、收获幸福，应该是我对祖国母亲最好的回馈。从那时起，我开始专注于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我把维护妇女权益当做事业，把一个人的行动变成一群人的行动，需要建立一个组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明确了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当时，全国律师人数突破了10万人。
以此为契机，我率先在北京律师协会成立了“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带领一群人用法律专业技能，开启了妇女维权之路。我们与妇联合作建立爱心工作室，开通维权热线，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
也是在年，我成为第一个走进中央电视台进行普法的律师。那是一档名为《是非公断》的法治节目，讲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几期节目播出后，雪片般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郝律师也因此被大家所熟知。
法治的进步，律师制度的完善，推动着自收自支国办所的脱钩改制，曾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办律师事务所，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在年，我创办了合伙制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一路走来，我代理过很多女性维权案件。海南首例标的为13个亿的离婚案、上市公司董事长30亿的股权分割案、外企白领性骚扰维权等，其中一些案件因为赢了官司，被业内同行树为标杆。不过，我并不愿一味追求胜诉带来的快乐，妇女儿童利益的真正实现，才是我看重的结果。
我参与立法，从源头上呼吁性别平等。我带领女律师与朝阳区妇联一起成立了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服务的“爱心工作室”，与朝阳区法院合作成立了为未成年被告提供心理咨询的“法律阳光工作室”。
圆梦，职业生涯的难忘瞬间
从事律师执业32年，郝惠珍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执业32年来，我深刻地感受到：伴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法律也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女性朋友，能够更从容、勇敢地面对婚姻中的法律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接待过一位受伤的妻子。当时，她无法忍受丈夫殴打而向我求助。看到她伤痕累累的身体，我建议她告到法院，我甚至提出免费帮她打离婚官司。可没过几天，她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由不想离婚了，她选择继续隐忍脾气暴戾的丈夫，遗憾的是，她的丈夫并没有悔改之意，最后妻子以暴制暴被判刑。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起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不过在当时“家庭暴力”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那时，解决这类纠纷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依靠好心人的“劝说”，或者让单位出面“教育”施暴者。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一次提出家庭暴力，从立法上提出了救济措施，从而改变了“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的现象。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更让反家暴深入人心。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今天，或许这位妻子就有勇气站出来了，因为法律会为她撑腰，她可以告到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保护自己，可以让施暴的丈夫受到惩罚，也可以在离婚时要求相应的经济赔偿。
作为一名党员律师，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岁月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
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我与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香港首位华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共同探讨婚姻家庭相关法律问题。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市朝阳区听取居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作为律师代表面对面向总理反映民意。
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25周年之际，我荣幸地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并作为获奖代表上台发言。
郝惠珍参加青年发展论坛，带领青年律师入职宣誓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我带领上百位朝阳区青年律师进行执业宣誓。我用自身体会和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为国家法治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律师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