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安网1月12日电（王晓蕾）“我们就不走！”
今年6月，当朝阳法院执行法官于洋带着书记员和助理第二次来到当事人家里腾退房屋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大阻力。
有了防备的当事人加固了防盗门、准备了对抗器械、原本只有1个人的家里突然涌出了十几个人。
“启动团队应急机制！”接到于洋电话以及执行指挥平台同步传送的案件数据和位置信息，执行局第一团队的队员们紧急放下手里的工作，从各个地方赶到现场。
现场控制、人员疏导、现场物品登记、对妨碍执行的人员进行劝导警告......全过程团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天时间，房屋便被顺利腾退。
用时短了、效率高了、配合默契了，说起最近两年执行的变化，于洋深有感触。
于洋在执行现场
朝阳区是北京市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经济纠纷、劳务纠纷等案事件频发，立案量不断攀升。年，朝阳法院执结案件总量超6万件，同比增长48.4%，居全国法院执行系统首位，发放执行案款达63.42亿元。
如何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合理分配人员？信息化如何与执行产生“化学反应”？疫情防控下，执行工作又该如何开展？
今天，中国长安网记者带你一起实地走访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看看基层法院执行那些事儿——
“从1个军到6个师”
同样是腾退房屋，年的一次执行，对于于洋而言，过程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1万多平的楼房，30多个租户就是不走，”当时，于洋带着一个书记员去了7-8次，很难进行强制驱离。“第一天去，可能腾退了一户，明天他们又占回来了，所以必须集中人力一次完成。”
但是，那个时候组织一次大规模执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法官+书记员或助理一直是执行的“标配”。虽然解决小案子没有问题，但遇到一些需要强制性执行的案件，或是比较重大疑难案件，就很容易力不从心。span
“为一个执行大案子庭里往往需要开协调会，调度人、车等，然后层层审批。再加上每次出去执行的法官可能因时间协调原因，不是一批人，现场沟通时常会出现问题，给当事人的答复出现偏差。”
年那次腾退，前后花费了于洋半个多月的时间。
从垂直化管理到扁平化，变化发生在两年前。
执行实施团队照
全国法院系统内设机构改革后，朝阳法院即取消了原执行一二三庭的机构设置，代之以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执行团队”。
一个团队15个人，其中4名法官、4名助理，7名团队内部辅助人员。平时的一些小案件，大家分散执行，遇到大案件，整个团队就可以互相配合。
“经过研判发现，15个人的团队基本可以解决99%的案子。人员太多难以管理，太少有些执行工作难以开展。”
执行实施第一团队曾是此项改革的“试验田”，于洋就是当时的团队长。
执行权限下放到团队长，团队内部便可以实现人力、物力的相互协调，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并且团队人员是固定的，大家也都彼此了解，减少了沟通成本。
“以前是1个军作战，现在拆分成6个师，更灵活、战斗力也更集中。”于洋说。
一个移动平台管理50万案件
“有时某个当事人打电话过来，说起人名，法官猛地都记不起来是哪个案子。”
随着朝阳法院案件数量突飞猛进增长，每个执行法官手中都要经手几千件案子。过去，这些案件都存在单位电脑系统里，调取很麻烦，于洋告诉记者。
#;尤其是执行法官，经常在外面跑，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单位在电脑里登记。”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第一团队成立后，三个队员联手做了一个“移动执行工作平台”，把案件和人员管理起来。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现场的照片、视频、文字等素材都可以实时上传。团队成员每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哪、收发多少案款、谈了多少话简单搜索，马上就可以调取。
通过移动执行工作平台，法官外出办案可以摆脱携带卷宗的麻烦，直接通过手机查询案件、下发指令，同时阳光执行，让一切活动跃然掌上。
“全程监督，网上留痕，也有助于打消申请人的顾虑，可以说能够让老百姓实现最大的获得感。”执行局执行辅助团队的负责人尹秀彬告诉记者。
除了管理案件，平台也充当了“协调员”“大管家”的角色。
执行移动工作平台
“本周五上午10点、朝阳法院门口、车号XXX、法警XXX、案件信息......”
当于洋点击发布任务后，团队成员手机的执行日志里立刻就会弹出如上的任务框。
法官一键发布执行信息，其他部门、人员联动。
“有需要的法官在平台上发起任务，时间、地点、人员、需要多少辆车，团队其他人执行日志上当天的时间就被标红预定。同时案件的相关信息也会同步推送给团队人员。车辆、法警等，相关负责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协调完毕，发布在系统里，极大节省了沟通协调成本。”
从最开始管理第一执行团队的15个人、余件案件，现在这一平台已经应用于朝阳法院执行局的人，管理超过50万件案件。
疫情期间，为了方便当事人联系法官，移动执行工作平台还嵌入了当事人模块。“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移动执行平台看到案件的执行进度，还能够在线留言互动，方便又安全！”尹秀彬表示。
“有困难也要谈，一次谈不成就多谈几次！”
“把财务室封了，账本、公章全部查扣。”
年底，朝阳法院执行局收到了一份来自某物业公司的执行申请：因为一家商场拒不支付多万元的物业费用，导致他们没办法支付保洁、保安的工资。
“春节临近，对这些务工人员来说，拿不到钱，这一年就白干了。”抵达现场后，执行干警耐心向商场负责人开展劝导工作。
“今年效益不好，真是没钱可以付了。”商场负责人也犯了难。
经调查，负责人所说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
一面是等着拿钱回家过年的务工人员，一面是无法支付欠款的公司，怎么办？
“您能不能把待缴租金直接交付法院协助执行？”虽然商场没钱，但商场内还有很多商户需要交付租金，于是执行干警挨家挨户地联络了起来。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啦！”
终于，申请人的部分资金得到了兑现，辛苦一年的保洁、保安终于领到了回家过年的钱。
商场执行工作照
年年初，还没等到商户的租金抵齐案款，疫情突如其来。
“我们要求减免、缓交租金！”商场客流量剧减，商户们顶不住了。
“没有钱商场如何运转？生活如何保障？”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也坐不住了。
“执行工作进展到这里，其实我们本可以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推进”执行局局长周维琦说，“可商场如果垮掉，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在疫情期间。”
“有困难也要谈，一次谈不成就多谈几次！”理清了思路，执行局干警们一次又一次地召集商户、申请人、被执行人座谈。
商户缴纳至法院的租金，能否分支一部分给被执行人用以维持商场正常运行？
疫情期间，确实经营困难的商户，能否在减免租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迟延履行，待恢复元气后陆续补齐......
执行干警们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几个“活封”措施，为企业在疫情期间融资复产、清偿债务创造条件。
分头谈、现场谈、电话谈，经过几轮“拉锯战”，几方终于达成了和解意见。
执行局放给商场财务税票及公章使用权，商场减免商户租金，商户将部分租金支付给物业公司以维持商厦正常运转，同时逐步将部分租金偿还给申请人。虽偿还时间稍有延后，申请人也可以拿到应得的钱。
“强制性”是执行工作的根本，但是执行过程中也要秉持“善意执行”的理念，周维琦在采访中强调，“保障胜诉人权利是第一位的，但也要合理兼顾其他各方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适用强制执行措施。”
为此，朝阳法院执行局在北京法院系统率先出台《关于做好涉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案件执行工作的规定》，为助力纾困惠企、促进复工复产、保障民生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